□李琛

此前，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提出，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。在2月3日的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，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“大力发展县域经济”，积极响应了中央对县域发展的战略部署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有云：“郡县治，天下无不治”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“郡县治，天下安”。在当下中国多元的治理体系中，县域层面掌握着重要的经济管理权限，其中包括土地利用的规划、审批等决策权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，土地资源的配置与使用，是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权能之一。

在多个形态、禀赋、发展各异的县域单元中，如何发掘出那些深根于乡土底色与人际网络中的独特潜力，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。

正如德尔斐神谕“认识你自己”，“找自己”不仅是个体终其一生的哲学命题，更应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论，其本质是对县域经济价值的差异化识别与深度重构。

人是怎么样“找自己”的？马克思认为这是在社会实践中，通过“自由自觉的活动”，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。“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因此，“找自己”必然是在具体的、动态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实践中。

县域要“找自己”，也应当是将自己视为能动的实践主体。不同县域的独特性（资源、文化、产业），正是在其与自然、市场、政策交互的“实践”中历史地形成的。

对县域而言，这意味着要清晰地审视并坚守自身最稳定的“天赋”，也就是地理环境、资源禀赋、历史背景与产业基础；摒弃“等靠要”的依附性思维，基于自身条件，内生性地探索出特色的发展路径。例如“世界瓷都”醴陵，基于千年发展历程，回归“瓷业”这一主体性，铸成了托举县域经济的产业高原；张家界凭借其险丽清峻的景观，利用媒介大力宣扬与巩固其知名度，使得旅游业成为其标志性支柱产业，还吸引了很多外国人等等。

这个过程中，需要决策者灵活变通。一方面，是逆向思维。比如汨罗，很多年来，它通过逐步整合、回收资源，将被大众普遍视为环保难题的“垃圾”，转化为一座年产值超百亿元的“城市矿山”。能否从被忽视、被废弃，甚至被视为负担的事物中发现潜在机遇，就关乎到“变废为宝”的可能性，即资源化、产业化的价值重估；另一方面，日常的思维拓展也很重要。就像茶陵的“产业大课堂”，成为了县委、县政府推动产业升级的前沿阵地。他们通过集体的认知迭代，重新审视自身的茶产业，从单纯地种茶、制茶，转向挖掘文化品牌价值，并探索“央企带县企”等全新合作模式。这释放了县域经济发展更大的活力及想象力。

另外，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把握住政策和市场的方向。这是在明确自身独特要素的前提下，置于更宽广的产业链、价值链和生态圈中重新定位，与更大的系统达成和谐统一。

在全球经济不稳定、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等情形下，这几年我国总是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。内循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循环。在深度分工的现代经济体系中，县域的“特色化”必须与更大范围的“协同化”相结合，才能不断扩大与外界进行能量和物质交换，从而不断地变异自身内部运动格局，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。就像新晃侗族自治县举办“大新协作·长三角客商新晃行”招商会，与贵州大龙经开区共建新时代湘黔大（龙）新（晃）经济协作示范园；还有新化县制定的系统方案，将深度融入长株潭一体化作为核心，等等。这就对于县域找准锚点，善用当前的政策，以这个政策将基层客观需要实现的经济目标整合进来，借政策之风助力本地实际工作有很大的启发。

在当下“互联网＋”新形态的时代，电商为县域发展经济更是带来了持久的动力，无论是作为留住更多年轻人的创业新载体、特色资源更便捷走出去的增收的新渠道，还是民生的新平台。据统计，2024年，湖南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545.2亿元，在中部地区表现亮眼。这个强劲的开放动能，让县域很多产业的结构、水平得到了改进和提升。醴陵陶瓷、邵阳发制品、临湘浮标等，就是这样走了出去，形成一批跨境电商产业带，抱团开拓国际市场；再例如古丈县通过省市县三级直播网络助力数字乡村建设，通道侗族自治县打造“农户+生产企业+基地+电商平台”模式，年销售额超6000万元，等等。从理论与实践看，大力发展电商对于县域经济意义重大。

一个县域的真正崛起，始于对脚下土地的深刻认知，成于在时代洪流中的创造性劳动，最终升华于在宏大格局中贡献独特价值并成就人的发展的历史自觉。总的来说，发展县域经济，“找自己”很重要。

责编：周思涵